摘要：要事先明确第三方选择标准，适时引入竞争机制，保证第三方的专业性。 ...
这样，审判权力成本便会减少。
第一，司法中秉持"同情式理解"的主体自觉和责任担当，与现为人熟知的 带有解放区马锡五传统印记的"群众路线""审判为民"的政法司法理念，存在 相似。其实，从社会角色认同的角度看，某些情境中，人们对"社会角色"本位的 认定自然会发生移动，并不"墨守成规"。
故需求互动的概念，仅表明某一实践如"法官后语"或其他"附带"何以存在。不言而喻，一般现实中，自上而下 的权力者，如官员领导，其和普通人，对他者的影响总会存在差异，前者通常更 显重要，更易引发关注，进而更易影响他者。[54]有学者统计，1986 －1986 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上诉案 273 件，其中仅 161 件提供充分判决理由。通常看，对"法官后语"及判决书"附带"的一般性讨论，并由其涉及判决 书的功能， 人们易认为， 判决书仅表达法律权利义务分配及再分配的权力意志和 决定，其属正式权力的文本表现或信息传达，如有学者认为的，其"宣告由法院 确定的法律关系??向当事人、 上级法院及社会公众报告司法过程--向裁判同 类案件的其他法官和社会公众公示社会规范"。在此，被司法者的敬畏 心理易强化对"感动、耐心、生动"的感受。
上诉中除当事人、公 诉人及上级法院，再审中除当事人、公诉人及再审法官，亦包括相关近亲属。[62]如此看待判决书功能，并非 基本不对，但其大体仅预设了法律人的感受模式。换言之，法律人大体没有可能单边垄断定义，即使单边定义或"顶层设计"，随社会各类因素变化，也将遭遇被司法者或广泛司法关注者的怀疑、撼动，进而根据微观需求互动改变自我，以提出、承诺或顺应新的社会约定。
但其撰写的"法官后语"为何还会"节外生枝"？其为何还会"客串他角儿"？更重要的，其中有些法官似乎认为，司法文本及法官职责本身不应自我局限，文本及职责的内在要求本身即应展示丰富性。[34]进一步，整体看，特定时段原告被告均需一定的感情慰籍，不论慰籍方式怎样出现、由谁提供，且即使此与遗产争执的意愿是并存的。这些也已成为今天许多国家法律过程的一部分。[21]参见［美］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584 页。
最后，再附一段中国基层法院的"法官后语"，此既表达对中国基层法官的 敬意，又企盼已存在的经验样本可激发更有趣、有益的洞见： 每一个孩子都有在父母的呵护下享受幸福童年的权利??殷切希望她的父 亲能对孩子悉心照料和治疗， 让她健康成长，也希望母亲尽最大力量给她以母爱 和应尽的义务。[58]参见前引[2]，孙笑侠、褚国建文，第 167、168 页。
显然， 论及判决书功能的复杂，并非意在从另一侧面表明判决书内容的历史 多样。[76]前述"原告少年丧父， 被告中年丧偶??"样本，亦为例子，其中原告被告均表示，"明白了法律的界 限和做人的道理"，且对判决乐意接受。[71] 参见周道鸾：《情与法的交融--裁判文书改革的新的尝试》，载《法律适用》 2002 年第 7 期，第 32 页。[1]现代司法理念，及以"群众路线"、"审判为民"、"解决问题"等为关键词的政法司法理念，是目前审判实践的主要思想背景。
[20]即使法官尽力表达人情伦常之心，当事者也需逐步进入"情绪波澜"。[48]参见 115 NY 508，1889，pp. 510 －511。因为，在宏观的社会层面， 判决机制来自公共选择，更需认同以维持，当一方如法律人群体和社会各类群体 发生理解分歧，而法律人不能证明自己的设想唯一适恰、正确时，压抑他者则无 "正当"依据，而作为判决机制重要部分的判决书功能，亦应为公共选择和认同 的延伸。[67]如波斯纳所言，不应预期司法意见具有很高智识创造或分析力度，但可预期较佳者 对受众预期高度敏感。
根据通知，1992 年 6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下发《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择其要者，其一，主张判决书具有权威性和法律效力，而判决书固定格式的要求亦表明权威性和法律效力是判决书的唯一诉求。
第一，在考察"附带"产生的缘由及"附带"的意义时，这些争论，未涉及司法者认为和被司法者需求之间微观互动的辩证关系，尤其未觉察被司法者如何尝试定义司法，即提出"司法应怎样"，如司法除理性裁判外还应表现协调、关爱等，而这种尝试或提出意味着，"司法"本身，或许不应由司法者及法学家单边定义。其实，古今中外其他判决书"附带"实践，是同样的。
如无明显或潜在的心理期待，法官角色的丰富自然会引发质疑，甚 至反感。而在各种经验材料的关系中，或许孕育了新的理论分析的可能。二、"法官后语"如何作为"附带" 目前看，"法官后语"样本十分丰富，但主要侧重三类。判决书及其"附带"存在自身固有的本质特征或功能、法官存在恒定的角色含义、司法作为概念存在普适界定这些理论预设，面对历史，势必变得脆弱无力。第三类则通过富情感、文学化的叙述，给予慰籍，并使法律内容经生动而获得亲近。进一步，普遍看，随法治意识形态的扩张，法院作为权利保护的"最后堡垒"的 观念盛行，特定诉讼环境中，法官丰富自己的角色系谱似乎更能便畅。
以此为要，需深入思考、辨析并认真对待被司法者和社会中广泛的司法关注者的期待，以开启司法过程"社会契约式"正当性的理论反省，而这些，又提示从新的角度挖掘司法政治学的问题理解。与此 类似，当"医生"医治病人，顺势谈论"烹调技艺"、"为人之道"，人们大体 亦会认为这有助于治病，非多此一举。
[75]参见张建成： 《法官后语：法律文化中的和谐精髓》，载《许昌学院学报》2008 年 第 4 期，第 130 页。此外， 本文强调实用主义的重要， 并在分析中认可效果的概念， 然而， 更倾向在实用主义的背后配置司法政治道德的理念，即司法"正当性"及司法的 人文关怀。
[77] 程红根、吴迎峰： 《"温情判决"让一家人冰释前嫌》，载《新华每日电讯》2002 年 10 月 10 日，第 3 版。[49]参阅 John Dawson，The Oracles of the Law. 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aw School，1968，pp. 433 －435。
从西方国家看，众所周知，英语国家一段历史时期的法院判决中"附带意见"或"法官异议"颇为广泛。[33]参见吴学安：《"法官后语"的是与非》，载《经济参考报》2005 年 8 月 13 日，第 8 版。在此，问题的关键，是由于直接阅读者和潜在阅读 者的广泛性， 及由此而来的阅读期待的广泛性，判决书既包含了法律人主观愿望 中的职业化、专业化的功能，如传达权力意志和权威运作的信息，又包含了法律 人或许未曾觉察的客观随附且社会化的功能。此亦为需求互动中的另一元素。
类似例子，参见张冰歌：《"法官寄语"彰显"司法温情"》，载《政府法制》2009 年第 3 期，第 55 页。因为，裁判书的正式行文，要求准确、直接，以法律叙述行规要求的方式表达国家强制的意志，从阅读吸引力的层面看，其自然不能和委婉倾吐的"后语"相提并论，即对被司法者而言，前者的阅读激励成本明显高于后者。
[51]现代中国香港法院，其判决书又曾出现类似目前中国"法官后语"的措辞叙述及文本附设，澳门法院判决书则像前述英语国家，大量采用学术论证及引证。但此依然属于次要，不能压抑、消灭被司法者需求与司法者需求的不断互动，在基本层面上，这种互动依然是主题。
讨论法官角色的丰富，当然需与微观诉讼需求再构关联。第二，本文不认为在中国任何司法过程中均应呈现"附带"或"法官后语"， 如第三节讨论微观需求互动时暗示的，当面对极需专业、理性辨别的法律问题， 如知识产权，其应收缩自己的边界。
第二类用伦理内容补充法律内容，在法律内容无法或难以触及的地方，让伦理内容发挥功能。直言说，后者实为 前者的前提。进一步，这些可发挥"事例"作用，为人称道，也可增添法官自我价值的肯定份量。而当代中国的"判决充分说理"司法写作运动，可更近距离地展现这种机制。
[52]在此，凡写入判决书的，同样常被认为是"判决"。就前述"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的样本看，案中当事人之一， 起诉要求离婚的乔某，阅读"法官后语"时，颇为感动，热泪盈眶，对法官说， "以前我也和法院打过交道，今天我对法官??有了新的理解"。
[70] 玉梅： 《试论"法官后语"》，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 年第 6 期， 第 70 页。在此，被司法者的敬畏 心理易强化对"感动、耐心、生动"的感受。
更需提到，当代中国判决书也从简明裁判向增加理由阐述的方向发展。故问题的辨析，从判决书及"附带"本身的通常定义，及判决书功能 和法官角色本身的通常界定之柔性理解出发，进入司法现象的历史变迁，依存之 中的司法微观需求互动的状态，包括更广泛的社会主体间对其产生的社会约定， 尤其是广泛的被司法者及司法关注者的感受、设想、憧憬，及其面对诉讼时对法 官感染、打动的或直接或间接的期待，当然，还包括中国基层法官秉持"同情式 理解"的主体自觉和责任担当。
